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。王稼祥当时是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。他为遵义会议的酝酿、召开以及贯彻遵义会议的决议，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王稼祥于30年代初从莫斯科回国后，很快就担任党的重要职务。在反“围剿”斗争中，他感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德籍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，按苏联的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，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，因而对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。1933年4月，王稼祥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身负重伤，后因无法取出弹片，伤口恶化，完全脱离工作。长征出发时，他是腹部通着管子、被担架抬上长征之路的。尽管伤痛缠身，不能承担具体工作，他仍然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，参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重大决策。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，特别是广昌战役后，他已经觉察到博古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，说：“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，哪能不失败？”

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，渡过湘江后，王稼祥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８.６万多人只剩3万多，焦急万分。这时，毛泽东生病也坐担架，二人同行，在宿营和休息时他们经常交谈，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。王稼祥坦率地表示，这样下去不行，要挽救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，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，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。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。王稼祥去找张闻天，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，改由毛泽东领导。他的提议马上得到支持。王稼祥、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、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，得到普遍赞同。

1934年12月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开会，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。毛泽东在会上提出：改变进军路线，只有西进，向敌人的薄弱环节贵州进军，才有出路。如果继续执行北上同二、六军团会合的计划，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这一主张，得到包括王稼祥在内大多数同志的赞同。不久，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，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，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。在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检验下，更换领导人成为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。

1935年1月，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。敌军追兵被阻隔在乌江以南，难以一时跟上，中央利用这一机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。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红军作战指挥和军事路线问题。博古的报告把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原因推给客观方面，掩盖了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的恶果。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，主动承担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责任。张闻天作了反对“左”倾军事错误的报告。在毛泽东作了反“围剿”失败教训的系统发言后，王稼祥紧接着发言，他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，批评了博古、李德的错误，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。会上形成了“毛张王”的正确主张，得到周恩来等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。会议改组了领导机构，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，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。会后起草并通过了《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的决议》，根据会议精神，常委进行了分工，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，周恩来、毛泽东负责军事。在行军途中，又成立了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，全权指挥军事。王稼祥因此成为党中央和红军中的一位重要领导人。遵义会议后，王稼祥与毛泽东、周恩来一起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，赢得了红军军事行动的主动权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。

在当时艰难曲折的历史背景下，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，王稼祥敢于挺身而出，积极酝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结束了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，充分展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、大无畏的气概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。毛泽东多次说过，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，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“关键的一票”。

（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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