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家庭教育中，张闻天以人民的公仆来看待自己和教育子女，他注重党性修养，秉公用权，廉洁从政，对子女严格要求，从不让他们搞特殊。

张虹生，这个张闻天唯一的儿子，他生下来就一直待在延安保育院，将近8岁才被接到父亲身边。虽然张闻天对儿子也是疼爱有加，可在生活上，却一直严格要求，注意不让虹生沾染特殊化的习气。

还在虹生很小的时候，他和父亲之间就发生过一次“轿车风波”。虹生见爸爸外出坐小汽车，自己也想坐，可张闻天总是不允许。一次，虹生趁爸爸还没有上车之前，就先偷偷地钻进车子里。张闻天上车发现后，和蔼地对虹生说：“这是爸爸的工作用车，你不能坐，乖乖下去吧。”可是好说歹说，虹生就是不肯下车。张闻天见一时说服不了儿子，自己干脆下车步行去上班。打这以后，虹生就再也不闹着要坐小汽车了。张闻天对外孙女秀君也是同样的严格要求，张闻天要求他们“生活上要向工农的孩子看齐，不能贪图享受”。就这样，虹生和秀君无论上学放学，都是乘坐公共汽车，从来没坐过一次张闻天的小汽车，旧的衣服只要能穿，就决不买新的。

虹生上中学后，学校让每个学生填写学生登记表。虹生见许多同学在“家庭出身”一栏里填了“革干”或“革军”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填，就去问爸爸。张闻天说，你就填“职员”吧。张闻天认为“不管是工厂里的工人、种地的农民，还是政府的工作人员，大家都是干革命的，只是分工不同”。张闻天不只是要求孩子们在填表时填写“职员”，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，更是按照普通职员子女的标准来严格要求他们的。1962年，虹生大学毕业，张闻天为了把张虹生培养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，就将他送到具有光荣传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进行劳动锻炼。

在张闻天被送到广东肇庆看管期间，1972年，虹生去肇庆探望父母，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，身体又都不好，为便于照顾年迈的父母，他想按有关政策规定，向组织要求调动工作，回到父母身边。可张闻天硬是不同意：“这要求不能提，国家经济有困难，不能造成不好的影响。”他还针对当时社会上利用亲属关系搞特殊化、走后门的一套腐朽作风，告诫虹生说：“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，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深蒂固……前人的亡灵也会在后人身上发生作用。”教育虹生千万不要卷到这种歪风中去。直到1976年，张闻天在江苏无锡的病榻上，还叫去探望他的儿媳带信给虹生，要虹生安心在边疆工作！

张闻天生前严格要求子女，从不让他们搞特殊，他死后也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物质上的遗产。1976年4月，张闻天自知病情严重，将夫人刘英叫到了床前，对刘英说：“我不行了……别的倒没什么，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，深感遗憾。”并反复嘱咐刘英：“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，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。”他将这一“遗愿”作为他们夫妇俩的“合约”，写在了纸上。4万元的党费，凝结着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深情，张闻天虽没有给子女留下物质遗产，但他“为人民服务就光荣”的优良品德，却是实实在在留给子女的无价的精神财产！

（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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